医学教育中的人文学科

医学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应该是一门最富人文关怀和人性温暖的科学。然而现代医学丢失的，却恰恰是这种至为宝贵的人性温暖。此“病”根源何在？周国文在他的《医生的人文素养》一文中，作了颇具情理的剖析和探究。文章写道，“女子分娩，病人求医，老人临终，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人性温暖。可是，在医院里，我们很少感觉到这种温暖。”周先生在追忆自己伤感的求医往事时写道：在我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中，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吃惊，便是一些很年轻的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医生，显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不负责任。爱心和医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养出来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医生自己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个人而不只是疾病的一个载体。托马斯倡导并在美国率先实施了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教育计划，中国当代著名医生郎景和、陈可冀皆嗜书并提倡医生多读些人文书籍，正显示了他们的眼光。

这里，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大概念，医学不是一个以无情感、无精神的自然物为对象的纯自然学科，而是一个以有生命、有心理、有情感的人为对象的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交汇渗透的综合学科。

学术界把视医学为纯自然学科的状况称之为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已经为医学界所发现并开始逐步矫正。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爱彻斯特大学医学院恩葛尔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从生物、心理、社会的多视觉看待病人，看待病症，看待医学，以此取代传统的单纯从生物学角度看待问题的观点，由此引出了医学模式的转变。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主张在更高层次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等诸多学科来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来认识医学的功能和潜能，从而对医生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提高医生的技术素质，而且要求提高医生的人文素质。

这种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认识上的飞跃，把医学科学推向了一更为广阔的大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生物学、心理学、人文学、社会学等范畴。可惜的是，我国医学教育对新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这突出的表现为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中人文学科严重缺乏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九十年代末人们还要对医生人文素质缺乏这一整体性弊病作大声疾呼的原因所在。

广义的人文学科概念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的研究，通常认为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显而易见，它是新的生物医学模式赖以形成和确立的基础学科之一。

医学以人为服务对象，担负着保护人类健康的神圣使命。职业的崇高性决定了从医者自身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大写的人。否则，尊重人、理解人、抚慰人、关爱人，都会因素质缺乏而化为空谈。这种大写的人单靠学习病理、解剖、生化等专业知识是站立不起来的，他必须同时从人文学科那里汲取营养，在文化乳汁的哺育下才能长大成人。兰德曼说：“文化能使人直立行走，只有在文化包裹的氛围中人才能呼吸。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是人的一部分一样，而血管里流动的是人文精神的血。”这就是说，缺乏人文知识，就缺乏了做人的起码条件，文化与人注定要纵横交错，缠绕一体，任何试图把其中一方面脱离出来的尝试，都不能形成完整的人。疏远人文的医生必定是跛脚的，难以远行。试想，一个缺乏历史知识，不读文学名著，没有艺术修养，语言表达能力差，不会辨证施治的医生，能从内心深处对痛苦中的病人发出亲和、爱抚的感情吗？能同治疗对象作深层次的精神沟通吗？能对患者的心理情绪作有效的调整吗？现实生活中反馈的答案令人沮丧不已。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最佳的沟通工具。语言之于医生，重要性非同一般。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说道：医生有两件东西能治病，一是药物，二是语言。我以为，希波克拉底的话，是深得医道的至理名言。受疾病折磨的患者，生命链条处于脆弱时刻，常常承受着躯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解除精神痛苦，语言胜过良药。这种语言是饱蕴感情的语言，是富于艺术技巧的语言，它只与语言功底深厚的医生结缘。一位外地患者远道来四医大西京医院脑外科就医，经检查诊断，确定做开颅手术。“开颅”！多么可怕的字眼。一时间，恐惧情绪笼罩了患者及家人的心头。经验丰富的主管医生来到床前，跟病人拉家常。一声声亲切的探询，一句句随和的应答。刹那间，患者心头荡漾起一股暖流，紧张的心绪渐归平复。医患之间信任、配合的术前气氛，在不知不觉间营造而成。手术顺利、圆满。术后，章祥教授贴着患者的耳朵动情地说：“老王啊！等你病好了，我去坐您开的火车。”患者事后回忆说：“听了这话，我就像吃了定心丸似的，觉得这病肯定治得好，保准没问题。”这位章教授了解到患者是位火车司机，于是抓住这个特点，暗示患者不久就可痊愈出院，重返工作岗位。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表现出了很高的沟通交流技巧。这不正是语言艺术显示出的无穷魅力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还看到，为数不少的年轻医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尚且不能完全适应职业要求。语言生硬，失当，给患者增加痛苦，甚至致病、致命，典型事例时有所闻。在某医院，一位癌症患者在亲属陪伴下住进了特护病房，患者埋怨收费太高，闹着要出院。一位医生漫不经心地对其亲属说：“不要急着出院，住在这个单间的，没有几个能治好的……”这话直入患者耳中，顿时引起精神绝望，当晚就酿出跳楼自尽的悲剧。本人同样有一次感受语言不当的经历。几年前因胆结石症住医院，手术后食用营养护士调剂的饭菜，主管医生（研究生）认为饮食不当。接下来，他脱口说出了一句水平“颇高”的话：“你弄不好要栽在吃上！”好一个“栽”字，令我心中腾地生出一种被人当头棒喝的感觉。这件事引起我许多思考，这位医生大学毕业后已有几年临床实践，且经过选拔，又走进了研究生的行列，语言表达仍然如此欠妥，可见，素质缺欠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影响之大。但是，这能单怪他们吗？根源大概还是应该追溯到存有缺陷的学科结构上。